天津：一座被低估的“非著名”直辖市
上世纪80年代初风靡大陆的香港电视剧《霍元甲》中有一句台词：“霍元甲，你嘛时候是津门第一？”经历过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沉浮起落，现在这句话或许应该改成：“天津，你嘛时候是中国第一？”近代以来一个半多世纪的历史中，天津先后扮演了天子脚下的门户、洋务运动和北洋新政的试验区、九国租界的大商埠、北京政要的后花园、商人和冒险家聚集的港口、北方中国的经济首都等重要角色。长期以来，天津一直是一座被低估的非著名直辖市，即使偶尔提及，也是多被误读、抽读。关于这个城市的身份和故事，往往混杂在许多传奇中，不能三言两语所能说清。曾在天津市委长期从事战略研究的吴敬华，在一篇报告中对天津的特殊性做出过如下概况：“天津在中国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特殊的区位条件、特殊的历史发展，以及为国家作出了还应该进一步作出的特殊的贡献。”
李瑞环的天津八年
1979年7月，天津重型机床厂钳工车间主任、工人作家蒋子龙创作的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在《人民文学》上发表后，轰动一时，一时间“乔厂长”成了改革者的代名词，在北京得到了周扬、张光年、冯牧、陈荒煤等“文艺掌门人”的赞誉。1981年，从北京调来了一位“乔厂长”型的改革者。这一年，时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的李瑞环调任天津，担任副市长。不久，这位天津宝坻农村出身的“青年鲁班”又接替调任中央的胡启立担任天津代理市长，从此开启了天津八年的“李瑞环时代”。1982年中秋之夜，在北宁公园畅观楼的中秋联谊会上，时任天津市委书记陈伟达将了刚刚担任代理市长的李瑞环一军：“你表个态，能不能叫我们在明年中秋节喝上甜水。”
在海河三岔河口竖立着高达18米的引滦入津工程纪念碑
早在19世纪末，自来水就引入天津，但由于海河是潮汐河，天津的水质素来以苦咸著称。进入上世纪70年代，地处九河下梢的天津竟然成了极度缺水的城市，不得不在海河水中掺入一部分海水以补充水源，造成海河里的盐分严重超标。那时天津民间甚至流传着“自来水腌咸菜”的说法。由于水质不好，让天津倚为支柱的纺织工业、造纸工业和电镀行业一度受到了很大影响。水里面含盐量较高，那个年代天津人洗头用的肥皂泡沫都少了，洗完的头发是黏的；做饭熬出的稀饭是苦咸味儿的；水烧开后，水壶和锅里头全是白碱；至于泡茶，别管用的是多么好的茶叶，也泡不出正经的茶味。1983年9月11日，引滦入津成功，天津人终于喝上了清香的甜水，李瑞环提议，给天津每家每户发一小包二两茶叶，以示庆祝。比起缺水更严重的，是当时天津在改革开放初期面临着两大难题：一方面，由于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天津遭遇巨大破坏，导致天津社会经济发展严重滞后；另一方面，中国处在改革开放初期，市场规律发挥作用的前夜，让国营企业比重极高的天津，开始时步履蹒跚。1984年，经历了8年震后沉沦的天津，终于迎来了一个难得的机遇——成为首批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6月1日，天津港作为体制改革的试点，正式下放天津。同年年底，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应运而生，天津的沿海优势得以再次得到确认。
1986年8月21日，时年82岁的邓小平同志来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视察，在与开发区干部座谈时，有人当面询问邓小平说：“小平同志，中国的改革开放存不存在收的问题？”邓小平当即坚定、郑重地说：“对外开放还是要放，不放就不活，不存在收的问题。”随后，邓小平同志又给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挥毫题辞：“开发区大有希望”。这一时期，天津的城市建设走在了全国的前列，从柴米油盐菜篮子到引滦入津、城市煤气化改造以及三环（内环、中环、外环）十四射的道路建设，以及食品街、旅馆街、文化街、服装街、天津新车站和当时亚洲第一高塔——天津广播电视塔，使这样一座经过“文革”和地震灾难后破烂不堪、交通拥堵的旧城区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记得1986年夏天，很多天津本地人跟参加环城自行车赛一样，吃过了晚饭，约上三五好友，蹬着自行车绕着中环线骑上一大圈。
早在近90年前，梁思成、张锐为天津提出的《天津特别市物质建设方案》提出天津未来的发展以顺海河往东为最相宜，应将大沽口划入天津范围以内。这是天津历史上最早提出天津向东扩展，并将今日称之为“滨海新区”的大沽口地区纳入市区范围的规划师。解放以后直至改革开放前，天津城市的发展重心始终在中心城区，作为出海口的塘沽不但没有对中心城区的发展施加更为深刻的影响，本身的发展也十分缓慢。为此，李瑞环对天津的城市规划做出了战略性的调整，确定了“一条扁担挑两头”的规划布局：整个城市以海河为轴线，改造老城区作为全市的中心，工业发展重点东移，大力发展滨海地区，包括海河中下游地区，充分发挥港口的作用。这一总体规划布局调整，既传承了梁思成等人在1930年提出的天津城市应沿着海河向东发展的大规划思路，又打破了三十年计划经济内向封闭型的城市格局，并奠定了此后天津中心城区和滨海新区双轴发展的城市格局。
1979年邓小平在天津视察时就提出过：“你们要考虑天津的发展方向。搞一个总体规测，把方向定下来，就可以搞得活一点，发展快一点。”1986年，国务院对天津城市规划的批复中，把天津城市性质定性为“拥有先进技术的综合性工业基地，开放型、多功能的经济中心和现代化的港口城市。”一年之后，中央、国务院又进一步确定天津为“环渤海的中心”，给出的发展方向是“要努力建成为北方重要的经济中心和现代化的港口城市”，为天津城市定位、定性提了一个格，这是邓小平视察天津之后争取到的最大政治红利。但是1986年之后的天津，仍然延续着旧有的经济增长轨道缓缓前行，直到1994年滨海新区成立。而这8年，是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发展最快的时期。同是1986年，天津2000公里之外的深圳，正创造着深圳神话，每年的经济增长率超过30％，几乎是天津的5倍。在邓小平视察天津整整十年之后，面对浦东新区迅速崛起的局面，天津发起了一场争取北方经济中心定位的宣传攻势，甚至邀请到了当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批顶级专家来为天津助阵，天津依然在为提升天津的城市定位不懈努力。1997年，适逢重庆设为直辖市。据曾任天津市委书记的聂璧初在《认识天津、振兴天津》一书中披露，在当年天津全国人大代表团致中央的信中写道：“现在已经明确北京是全国的政治、文化和国际交往中心；上海是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龙头城市，还要朝着国际金融、贸易中心方向发展；将要批准建立的重庆直辖市是我国西南地区和长江上游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惟独天津直辖市的性质和区域地位，至今没有明确的说法。”这封信得到中央高层的重视和支持，在1997年7月8日国务院批复天津的城市定位升级为“天津市环渤海地区的经济中心，要努力建设成现代化港口城市和我国北方重要的经济中心。”
天津复兴的最好机会
过去有句俗话，说是“京油子，卫嘴子，保定府的狗腿子”。1949以后，相比起北京人的油滑，上海人的精明，天津人则讲究“实诚”，就像那个时期的工业品，虽然包装形式上没有沪粤款式时髦俏丽，却坚实耐用。天津本地出身的领导大多以低调内敛、不事声张著称。2004年，时任市委书记张立昌在接受国外媒体采访时称：“在天津采访，我希望你们多提关于天津的问题。但无论是我本人，还是天津，都只注重做事，不善宣扬自己，不擅长包装。”一年前，曾任央行行长的戴相龙赴任天津市长，把天津建成“北方重要的金融中心”就成了这个城市的梦想。当时天津老百姓都传说，戴市长“给天津带钱来了”。当时，公开的数字是这样的：2003年，天津市的固定资产投资将超过千亿元，5年后总投资将超过7000亿元。
在2004年的最后几天里，《天津市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高调出炉。新的天津总体规划最亮眼的部分，要数“构筑以京津为双核心，各种交通方式紧密衔接、快速转换、通达腹地的区域一体化的现代交通体系”。2005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将北京城市发展的目标确定为国家首都、世界城市、文化名城和宜居城市，不再提及“经济中心”，实际上也暗示了天津在区域经济中的“龙头”地位。
2005年至2015年，是天津历史上的一个黄金十年。依托滨海新区快速发展，天津工业总产值由“十五”末的6391亿元增加到“十一五”末的1.53万亿元，净增近9000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由75%提高到91.6%；推动滨海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2000亿、3000亿、4000亿的台阶后，并于2010年突破5000亿大关，历史性地首度超越浦东新区。这十年里，天津最大的规划手笔就是建设了一个堪比曼哈顿——陆家嘴的于家堡中央金融商务区。在城市规划上，于家堡吸取了陆家嘴地块较为混乱、楼宇间距较大的弊病，采用棋盘形的路网格局和BOX式的楼宇造型，比起陆家嘴，更像一个缩微版的曼哈顿。
回顾天津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政经发展周期，2005年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
2005年4月，温家宝总理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天津要努力建设成为现代化国家港口城市、中国北方经济中心。当年温家宝带着国务院15个部委负责人到天津考察，重点就在滨海新区。随行的新华社记者在报道中说，“温家宝指出，加快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是环渤海区域及全国发展战略布局中重要的一步棋，走好这步棋，不仅对天津的长远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对于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实施全国总体发展战略部署、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宏伟目标，都具有重大意义。”此言一出，之后的数天里，尽管股市整体低迷，但天津板块股票经常领涨，有几天甚至全面飘红。在这一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上，中央做出了将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布局的重大决策。2006年3月23日，国务院通过的《天津市城市总体规划》中，天津被定位于“北方经济中心”；2006年6月，国务院全文发布《国务院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有关问题的意见》，正式宣布天津滨海新区成为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赋予其在金融、土地及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等方面先行先试的权力。同年，由国务院批准的《天津市城市总体规划（2005年—2020年）》，明确将天津定位为国际港口城市、北方经济中心，北方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物流中心，天津滨海新区则被定义为环渤海中心。按照媒体的说法，在经历了漫长的等待之后，天津终于等来了一个“说法”——北方经济中心。当时，很多中央媒体及市场化媒体对天津的复兴寄予极大期望：天津醒了，天津复兴等话语流行一时。天津终于找到了方向，这是可喜可贺的事情。从国务院批准天津市城市总体规划到滨海新区被列为国家综合改革配套试验区，天津进入了一个“新政时代”。从空客320落户天津到大乙烯项目正式动工，从渤海银行的建立到滨海新区“十大战役”……随着一系列新政的全面推行，沉寂多年的天津忽然重新活跃起来，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线当中。有关天津复兴的说法不胫而走，顷刻间成为全国乃至世界瞩目的投资热点城市。
京津冀大格局下的新天津
近代时期，天津一直是中国北方乃至整个中国开放的典范，一时领风气之先。在改革开放四十年里，不同时代的治津者也大多提到天津应为中国北方改革开放的典范，才能当得起天津天赋的地理位置和由此形成的在中国现代化历程里的城市地位及国家使命。1992年，天津市政府一次内部座谈会上，时任市领导曾坦诚地对班子里的人说：“我有这样一个心思，我们这一班人要真正使天津成为我国北方改革开放的典范，成为国内外知名度很高的现代化城市。”改革开放后的四十年间，天津总是在不断地争取新的定位和政策红利。从1986年到1997年，从1997年到2006年，差不多每隔十年，中央就给天津开出新的定位“良方”。似乎每用一剂，天津便能“活了”。2015年，中央再次对京津冀的规划定位重新作出调整。以前国务院批准天津城市规划的是“北方经济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国家物流中心和先进制造业基地”，是“三中心一基地”。这一次，摘掉了天津力争几十年争来的“北方经济中心”的帽子，变为“三区一基地”：“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改革开放先行区”。2017年4月1日，随着雄安新区横空出世，京津冀协同化发展的大势已定。回顾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历史，巧合的是，有关天津定位的说法，几乎每隔十年都要进行一次周期调整。这是不是一种“天津周期律”呢？2014年12月的最后一天，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孙春兰卸任天津时谈到在天津的两年工作经历时称：“天津这座城市具有独特的文化魅力，像一部巨著，只有深入研读，才能体会出其深厚的底蕴和内涵。”
进入新时代，天津如何在京津冀协同化的新时代里明确自己的身份、方向和使命，成了新一代治津者必须面临的重大课题。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在新时代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面对新的历史性窗口，天津人更需要开阔的思想视野，“跳出天津看天津，跳出过去看未来”，不能只满足于自我感觉良好，更不可“临渊羡鱼”。要想将形式上的“名分”，升华为“货真价实”或名副其实的“中心”，天津还必须加大资源配置的半径，最广泛地动员各类战略性资源，在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面向最有活力的地区、面向最有活力的企业、面向最有活力的领域、面向最优秀的人才，并加大人文基因和城市精神的提升和改造。唯有如此，天津才能在中国未来的经济版图上，再一次扮演战略先头部队的角色，以现代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新思维和新方式，影响和引导我国北方地区融入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在下一个十年的改革开放历史期，努力成为中国北方最具活力的地区。